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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何喜爱八卦？为何习惯自我欺骗？当朋友获得成就我们为何格外嫉妒？爱冒险的男性为何更容易找到配偶？快乐为何总是转瞬即逝？为什么黑暗会令人感到恐惧……TED演讲嘉宾、知名心理学教授威廉·冯·希伯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关于这一切问题，都可以从遥远的过去找到答案。

六百万年前，原始人被迫从容易隐蔽的热带雨林来到了危机四伏的稀树草原，从共同向狮子扔石头开始，人类迎来了合作、创新的社会化飞跃。在《当我们一起向狮子扔石头》一书中，希伯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带我们回到祖先的头脑里面，看看他们的想法，从而解释人类“为何”如此进化。希伯指出，“在过去的六七百万年里，人类的身体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心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他看来，远古过去发生在草原上的生存斗争，永久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以下内容选自《当我们一起向狮子扔石头》，较原文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当我们一起向狮子扔石头：人类如何在社会中进化》，[澳]威廉·冯·希伯 著，颜雅琴 译，果麦丨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儿子8岁那年的一个早晨，我们决定去摩顿岛（Moreton Island）滑沙。摩顿岛离我家不算太远，就坐落在布里斯班（Brisbane）附近的海湾。午后不久，渡船抵达小岛，我们沿着海滩走了一阵儿，然后穿过一条林间小路来到了岛心的大沙丘。我带了一个旧的滑雪板，让儿子光着脚踩在上面滑沙，找到平衡之后，他很快就开始享受这美好的午后时光（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扛滑雪板的人是我，玩滑雪板的人是他）。爬上巨大的沙丘很累，好在在我试图说服他回家之前，太阳已经下山了。

我们漫步在星光下，穿过大大小小的沙丘，他心情非常好，不停地说话，但当我们再次走入森林时，他的情绪突然变了。我们几乎看不到前方的路，天黑前清风和煦的森林此时透出阵阵寒意。我能听出儿子的声音开始颤抖，理性在慢慢崩塌。尤其是在我不小心踩到的一根树枝发出一声巨响后，儿子吓得几乎“灵魂出窍”。我试着安抚他，但无论我说什么也无法驱散他的恐惧，他坚信随时会有一群野兽跳出来把我们吃掉。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尽管理智告诉我，真正的危险只是我们可能会在昏暗的森林小路上扭伤脚踝。

纪录片《智人》（2005）剧照。

为什么儿子的欢乐转眼就变成了恐惧？为什么即使我知道那天晚上唯一会伤害我们的动物只有蚊子，我却有着和他一样的感受？可能你想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自我们远古时代祖先的感知能力。

人类的视觉很灵敏，听觉和嗅觉却很普通。在黑暗中，人类很难发现其他动物，却容易被其他动物发现，所以我们的祖先白天是凶猛的掠食者，晚上却成了猎物。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那些可能成为我们祖先的原始人类，如果愚蠢到晚上出门散步，就很有可能成为夜间活动的野兽们的大餐。因此，这种午夜漫步的癖好就不太可能遗传下来。这就是进化塑造心理的方式，不需要别人教你畏惧黑暗，它天生存在。

人类在心理上最重要的变化是有了社会功能

如果你愿意去动物园花点时间观察黑猩猩，就能看到进化的作用。它们看起来像是我们的“远亲”，不同之处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不难想象，离开森林可能有助于猿类的下肢进化成人类的腿。也不难想象，一旦我们的祖先不再爬树，开始用两条腿长途行走，进化会缓慢地将爪子变成脚。

进化对心理的塑造就没有这么明显了。我们倾向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进化，但是心理对生存的作用和生理同样重要。就像不适合生存方式的器官一样，与能力不匹配的心理也会让人羸弱。在过去的六七百万年里，人类的身体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心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与黑猩猩在进化这条路上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不同。

我们在心理上最重要的变化是有了社会功能，特别是合作的能力。举个例子，想象一下黑猩猩猎杀猴子时的场景吧。黑猩猩的群体活动很少，猎猴是其中之一，因为黑猩猩从四面八方围攻时，猴子就很难逃脱了。即使是集体狩猎，也不是所有黑猩猩都会参与进来，有些黑猩猩只会懒洋洋地“隔岸观火”。狩猎结束后，少数幸运的黑猩猩会抓住猎物，但大多数都是空手而归。肉是热量密集的食物，因此，没抓到猴子的黑猩猩通常会骚扰那些“幸运儿”，让它们分享一些肉——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狩猎的旁观者和参与者一样，最后都可能得到一些猴肉。抓到猎物的黑猩猩很少或根本不会区分旁观者和参与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哪怕只有4岁的孩子也会注意到谁帮忙了，谁没有帮忙。当孩子们通过团队合作赚取贴纸或糖果时，他们会拒绝分享给没有帮忙的孩子，却愿意将奖品分享给参与者。这看起来可能不太友好，甚至像是应该纠正的行为：分享毕竟是一种温馨、充满爱的行为。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如果一种动物不会区分参与者和旁观者，就永远没有能力创建和维护有效的团队。

电影《史前一万年》（2008）剧照。

我们往往认为群居动物就等于团队合作者，然而，其实也有许多群居动物之间鲜有接触。角马和斑马聚集成群只是为了安全，并没有表现出团队合作的迹象。在大群体聚居的情况下，只要有个别个体发现了狮子的踪迹，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安全，所以动物们可以稍微放松警惕。黑猩猩的相互依赖程度比角马、斑马更高，但其实也不太需要真正的团队活动。因此，它们的合作能力有限，更喜欢单枪匹马的活动。相反，一旦原始人类离开了树，生存就依赖于协作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理最主要的塑造因素就是这一需求。

我们的祖先被逐出安全的雨林，在未知而充满危险的稀树草原挣扎着生存。跟许多草原食肉动物相比，他们的体形较小、速度更慢，攻击力也很弱。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社会解决方案，他们就注定要灭亡。这个解决方案非常有效，使我们的祖先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进化道路。我们的祖先变得越来越聪明，正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新发现的合作能力，发展出更好的生存方式，从而自我保护，好好谋生。最终，智人变得非常聪明，甚至开始着手改变外界，让外部环境适应自己的计划。其中最典型的改变就是农业发明。农业毁坏了我们的牙齿，但也使文学、商业和科学繁荣起来。

然而，智力的增长并不代表我们越来越明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许多来自祖先的古老本能，我们至今都无法摆脱。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很怕找不到配偶，这种恐惧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心理，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仍在不断与群体中的其他人进行比较。最容易破坏人类幸福的事，就是无止境的社会比较。这也会让我们很爱管闲事。

进化史上的“幽灵”仍在不断地困扰着我们，但它也回答了一些有关人类本性的最基本问题。例如，怎么用我们在稀树草原进化出来的社会性来解释创新的能力和倾向？它对我们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者有什么影响？如何解释种族意识和偏见？人类在大草原上的生活适应过程可能已经是古老的历史，但它却为这些现代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尽管祖先遗传给了我们许多坏习惯，但他们也进化出一套激励系统，一旦我们做对了，它就会奖励我们。这就是幸福。就像我们对黑暗的恐惧一样，求偶的动机进化至今，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存下去、发展壮大。这意味着，无论习惯与否，都有重要作用。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进化的需要，因此进化的人类心理与对幸福的追求始终密切交织。进化的需要往往相互交叉、纷繁复杂，幸福感可以作为一种指示牌，引导人们在其中顺利前行。了解过去存在的种种压力，有助于引导我们踏上这段旅程，也能解释为什么一路上会有如此多的陷阱。

用进化史研究方法来回答远祖的思想和行为

没有书面记载的遥远过去被称为史前时代，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年代久远的化石和其他证据证明其存在。然而，有些时候，这些零星证据的解释并不止一种，此外，由于策略和行为无法变成化石，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先祖解决进化相关问题的方式。尽管有这么多困难，科学家们还是从种种细微线索中提取出了大量信息，如果没有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我就无法将这个故事讲得这么完整了。

盖与可爱的动物。电影《疯狂原始人2》（2020）剧照。

那么，我们究竟是怎么知道上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以下3种进化史研究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1）虱子的DNA表明了我们发明衣服的时间；

（2）教会记录揭示了祖母/外祖母的重要性；

（3）古人的牙齿说明我们的祖先会尽量避免近亲繁殖。

1. 如何得知衣服发明的时间？

人类可以作为3种虱子的宿主：头虱、阴虱和体虱。我们如何为这些讨厌的小寄生虫提供三餐一宿？这个复杂的故事，可以从我儿子从日托所带回家的头虱开始讲起。大约在2500万年前，灵长类动物感染了头虱的祖先，年代正好接近于类人猿和旧大陆猴子（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猴子）相揖别的时间。

六七百万年前，我们的直系祖先与黑猩猩的祖先分离，因为他们的体毛非常茂密，这一阶段的虱子可以生活在他们身上的任何地方。这些古老的体虱是当时唯一困扰我们的虱子，但几百万年后，一种新的虱子从大猩猩身上传了过来。我不确定这一现象的具体成因，只能猜测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大猩猩十分接近，有时为了取暖，还可能挤在一起睡觉。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大约300万年前，我们身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虱子。

进化在继续，我们最终失去了浓密的体毛（以及与大猩猩共处的习惯）。体毛稀疏这一新出现的特质，不仅对我们是个挑战，对这两种虱子的生存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它们需要在“体毛森林”中产卵。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变化迫使这两种虱子开始“术业专攻”。相伴最久的虱子跑到我们身体最顶端，成为“头部专家”。从大猩猩身上来的虱子转移到了中部地带，成了“胯部专家”。

这两种虱子各居其所，相安无事了大约100万年，直到7万年前，第三种虱子忽然出现了——它是头虱的一个分支。这种虱子进化到可以在体表生存，但就像其祖先和其他亲戚一样，它无法在光滑的皮肤上产卵，因为这会导致卵滑落，不能正常孵化。也就是说，人必须穿上衣物，这种新式虱子才能正常产卵孵化。因此，体虱的进化是一个相当有力的证据，说明至少在7万年前，人类就开始穿衣服了。

当然，更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穿衣服？又是为什么衣服偏巧出现在此时呢？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褪去浓密体毛已经超过100万年了，而且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温暖的非洲——但不是所有人。事实上，就在体虱出现之前，智人开始走出非洲了。也许这种向寒冷地区的迁徙是服装被发明的原因。也有可能服装被发明的时间比这要早得多，目的是保护人体免受阳光、寒冷的侵袭。或者，也许我们的祖先只是想要打扮自己，使自己与众不同。不管理由究竟为何，从那时起，至少有一些智人大部分时间都穿着衣服，否则体虱就无法生存下来。

咕噜一家与文明人相遇。电影《疯狂原始人2》（2020）剧照。

体虱的进化史为服装被发明的时间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这条时间线的细节呢？又怎么知道阴虱是300万年前从大猩猩身上来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们需要使用分子钟。所谓分子钟，就是一种基于DNA突变率的定时程序。一旦两个物种分离，DNA中不同的随机突变也就开始了。两个不同的物种无法共享同样的突变，因此，它对每个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同DNA链的平均突变速度是已知的，所以我们能算出两个物种的独特突变发生在什么时候，从而推出这两个物种分离的时间。

例如，如果某个特定物种的某条特定DNA链平均每20代突变一次，假设我们在两个近缘种中各发现了50个不同的DNA突变，就可以算出它们已经分离了大约1000代。以这种方式往前推算，就能找出与这两个近缘种在遗传上最接近的亲本物种。

通过研究体虱和头虱（它们的亲缘关系密切，但与阴虱无关）DNA中的突变数目，能获得相当有力的证据，说明我们的祖先至少在7万年前就不再裸奔了。同样的方法也能证明，大约300万年前，人类的阴虱就已经与大猩猩身上的虱子分离了。

2. 如何得知祖母（外祖母）的重要性？

18世纪以来，路德教会对所有芬兰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情况都做了详尽的记录。图尔库大学的米卡·拉德佩拉等人用路德教会的记录，绘制了芬兰1702至1823年间500多名来自5个不同的农业或渔业社区的妇女及其子孙的生命历程。

通过仔细梳理这些记录，拉德佩拉等人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年过50岁后，每多存活10年，她们的孙辈就能多存活两个。在祖父母和孙子、孙女住在同一个村庄的家庭中，这种效应最为明显。这种效应似乎是以下3个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a. 如果母亲与女儿住在同一个村庄，女儿的生育年龄会比较早（平均生育年龄为25.5岁，其他情况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8岁）。

文明人一家。电影《疯狂原始人2》（2020）剧照。

b. 母亲在世，也会导致女儿的生育间隔缩短。当母亲在世时，女儿平均每29.5个月生一次孩子；如果母亲已故，女儿平均每32个月生一次孩子。

c. 不超过60岁的祖母（外祖母）（较为精力充沛、更能提供帮助），会让孙辈的存活率提高12%。这种存活率的差异只表现在断奶后，无论祖母（外祖母）是否还在人世，哺乳期的孩子存活率都相差无几。

当时，芬兰（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几乎一半的孩子会在成年前患病和受伤，所以人们敏锐地感受到了祖母（外祖母）对生存和繁殖的积极影响。

3. 如何得知祖先努力避免了近亲繁殖？

小群体生活的动物能从群体生活中获得许多好处，但它们也面临着近亲繁殖的危险。

近亲繁殖有几个潜在的问题，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是，危险的基因找到匹配对象的概率更大。例如，我携带了一个泰萨二氏病（Tay-Sachs disease）的基因，但幸运的是，我是隐性携带者（意思是除非父母双方都遗传下来泰萨二氏病基因，否则就不会有任何表现）。当父母都携带泰萨二氏病基因时，每个孩子都有25%的概率患上这种疾病。大多数泰萨二氏病患者在6个月大时就会出现症状，先是失明和失聪，然后吞咽能力乃至移动能力出现问题，并且，很快就会死亡。

泰萨二氏病基因十分罕见（在普通人群中，携带者的比例还不到1/200），所以像我这样的携带者生孩子几乎没有风险，因为碰巧爱上另一个携带者的概率非常低。但如果我和近亲（如亲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生孩子，我们的孩子患上这种可怕疾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对于小群体群居动物来说，要解决近亲繁殖潜在的问题，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让进入青春期的个体离开原生群体，加入新的群体。这会显著降低近亲交配的可能性。然而，动物并不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家园的原因，但因此产生的流浪癖会显著提高其繁殖率，流浪的倾向也就会流传下去，从而让整个物种都逐渐有了流浪、迁徙的习惯。

电影《无敌原始人》（2018）剧照。

黑猩猩对于近亲繁殖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让雌性性成熟时迁往新的群体。相比之下，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的解决方案更加灵活多样（第三章将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研究人员想知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远祖更接近黑猩猩还是现在的我们。但是，我们拥有的只是一些有限的化石碎片，没有其他证据能解读祖先的生活，怎么才能将这些信息拼凑在一起呢？

科学家通过测量我们祖先牙齿中锶 的含量破解了这个难题。锶是一种金属，被人体吸收的方式与钙相似，因此主要存在于我们的骨骼和牙齿中。锶在自然界中有4种不同的形式， 在人体中的比例随当地地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同地方的锶有不同的分布模式，在某些地方，一种锶非常常见，另一种相对常见，其余两种则非常罕有。

在牙齿的生长发育过程中，锶会慢慢渗入，因此可以测量古代人的牙齿中不同形式锶的比例。如果牙齿中不同的锶的比例与发现地基岩中的比例相匹配，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牙齿的主人就是在这一地区长大的。反之，如果牙齿中不同的锶的比例与基岩不同，几乎就能肯定，牙齿的主人是在童年之后迁徙到了这一区域。

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桑迪·科普兰等人分析了非洲南方古猿牙齿中不同的锶的比例，发现较大的牙齿符合当地地质条件，较小的牙齿则不符合。由于雄性的体形通常大于雌性，牙齿也不例外。因此这些数据表明，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雌性南方古猿可能会在性成熟后离开自己出生的群体，就像黑猩猩一样。

从这三个研究领域可以看出，科学家会用各种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过去。有时，收集到的数据能够直接推导出结论，比如说，我们发现，当祖母（外祖母）与孩子住在同一个镇上时，儿童的死亡率有所降低。也有些时候，还需要根据数据进行一些猜测，比如说，我们需要先推断较小的牙齿属于女性，再得出女性很可能在性成熟时离开出生群体的结论。还有一些时候，这些数据只能对理论提供一定的限制，比如体虱的出现说明了衣服最晚出现的时间，但无法知道最早的日期——也许虱子还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新出现的服装。

任何一项单独的研究都只能解决某个难题的一小部分，数千项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将整幅图景徐徐展开。当所有的研究都指向相同的方向时，我们能够得出确切的结论；当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或有多种解释时，则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不出所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会越来越模糊，以至于我们只能越来越依赖推测。

真正决定人生轨迹的仍然是我们自己

正式开始之前，我还有最后一点想说，那就是先天和后天对心理构成的作用。有些人无法接受从进化的视角探讨人类行为，时常对进化心理学提出批评。这些人往往认为，如果基因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就说明这些思想不会受到环境或社会的影响，也无法自行控制。在此，我得说，这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大脑简单得多的身体部位——肌肉——作为例子。

基因的差异使我们得以生长出大小不同的肌肉。有些人遗传了大肌肉的基因（想象一下著名足球队的前锋吧），有些人则天生是比较“弱”的肌肉组织（如果你认识我的话，就会知道我就是这种人）。基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蓝图，但当我们的肌肉反复过度负荷时（如负重训练、体力劳动或体育活动），它们都会增长，只是程度不一。

然而，正是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肌肉受到的压力大小或接收的营养多少，从而使它们增长或收缩。因此，肌肉的尺寸差异的影响因素包括基因、环境以及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肌肉组织也可以是个人的选择。正如这个例子所强调的那样，进化论认为身体和心灵都不是自然和后天之间某种竞争的产物，不是死板的生物程序的产物，也不完全取决于人类活动和选择。

电影《疯狂原始人2》（2020）剧照。

即使在遗传效应很强的情况下，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出现。例如，近视具有高度的遗传性，如果父母近视，那么孩子近视的可能性也很大。然而，对狩猎–采集者视力的研究发现，他们几乎不会近视。现代社会有许多可能导致近视的因素，例如各种近距离工作，包括阅读或在光线不足处工作等。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近视的基因实际上只是使人们对引起近视的环境因素较为敏感。有近视基因并生活在现代环境中的人通常会患近视；有近视基因但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活的人几乎从不患近视。因此，即使主要是遗传的结果，环境也能起到很大作用。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思想层面。人类思想的内容是基因、环境和个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基因推动我们朝着某些方向前进——有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挤压——但真正决定人生轨迹的仍然是我们自己。

个体选择压倒遗传倾向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最清晰的一个也许就是禁欲主义。基因给我们最强烈的欲望之一就是性欲，因为如果没有性，我们的基因就无法传递下去。尽管如此，从古至今，仍有许多人决定放弃一切性行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尝试了，但未能成功，但有一部分人则成功了。毫无疑问，即使是成功的人，也一定经历了激烈的挣扎，但这就是重点所在。基因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推动着我们走向某个方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非去不可。

事实上，许多动物的大脑完全由基因控制。然而，由于人类走上了进化的道路，拥有了更高的智力，生活方式也更依赖于后天学习而非先天遗传，基因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的控制权。

电影《史前一万年》（2008）剧照。

举个例子，想想看猫鼬训练幼崽狩猎的过程吧。猫鼬的大部分营养来自昆虫，一部分猫鼬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由于沙漠环境的影响，它们的食物选择相当有限。它们的猎物之一是蝎子。捕捉蝎子相当棘手，因为蝎子有能力反击，甚至杀死猫鼬。猫鼬并非生来就知道如何猎杀蝎子，所以需要父母和兄长的传授。

作为教学技巧的一部分，猫鼬会根据幼崽的年龄来区分带回家吃的蝎子状态。幼崽刚断奶时，成年猫鼬会先将蝎子杀死再喂给幼崽；幼崽长到一定大小后，成年猫鼬会先折断蝎子的刺，再把活蝎子带给幼崽，让它练习捕食；到了幼崽准备独立冒险的时候，成年猫鼬会将活的、完整的蝎子交给幼崽，幼崽要吃到晚餐，就必须学会攻击并杀死蝎子。

这一过程看上去可谓精巧缜密，然而，在把蝎子交给幼崽之前，猫鼬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声音。当研究人员播放稚嫩幼崽的声音时，猫鼬会先杀死蝎子，再把它交出来。当研究人员播放年长幼崽的声音时，猫鼬会交出一只活的、有致命攻击性的蝎子。令人惊奇的是，不同发育阶段的幼崽声音能诱使成年猫鼬做出特定行为，幼崽的实际年龄却不能。比如说，假设一个成年猫鼬每天都与非常幼小、几乎毫无自理能力的幼崽直接接触，但一旦它们听到了年长的、能力较强的幼崽发出的叫声，就会给出一只完整的活蝎子。

这些数据表明，猫鼬的决策由基因和单一的环境信息共同决定。毫无疑问，这个系统的发展是因为它的计算效率很高（也就是说，不需要耗费太多脑力），而且很实用——在现实世界里，稚嫩的幼崽绝不会发出接近成年个体的声音。

人类与猫鼬等动物大不一样。基因也会影响我们的决定，但必须结合大量的输入信息，其中一部分信息来自大脑，关于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和期待。人类能决定自己是应该随和还是强硬、合作还是竞争、拼搏还是懒散，因此，人的能动性是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基因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但绝非唯一。正如前文所述，近视是由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因此，承认基因的力量，绝不是否认养育、社会阶层、文化等因素的重要性。

进化心理学的主旨是探索进化塑造基因从而进一步塑造人类思想的过程，但它完全不赞成基因决定论。环境同样能塑造我们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偏好，对人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作者丨[澳] 威廉·冯·希伯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申婵

校对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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